4月21日，“2015清华大学精准医学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举办，来自国家卫计委、北京市卫计委、北京市医管局、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主管领导及院士，以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长出席了此次论坛。

从论坛参与者的所在单位及身份可以观察到中国精准医学的政策风向，在开幕式发言时，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透露：“国家正在研究制定重大科技专项，以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

国家卫计委科技教育司司长秦怀金的表述则更加明确，“目前，国家卫计委和科技部正在准备精准医学计划工作，待到完善后会上报国务院，并有望把其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发展的重大专项。”

对于精准医学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不过，这并不影响其成为2015年世界各国医学界的最热关键词，而中国启动精准医学计划主要缘于两个重要事件。

第一个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奥巴马发言。201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精确医学计划”，计划2016财年投入2.15亿美元，以个性化治疗引领医学新时代。

第二个是中国领导层的重视。消息传到中国后，据多位人士透露，美国的举动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并做了重要批示。

随即，精准医疗一词在中国主管部门、医学界、科技界甚至普通医务工作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密集召开，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科技部举办了首届“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一个19人的专家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火速成立，并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元。国家卫计委也于近期公布了首批肿瘤基因测序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名单。

“2015清华大学精准医学论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

参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精准医学不应与美国雷同，并已初具规模和基础，但同时也在学科交叉、数据共享和监管层面存在瓶颈。

中美版本之别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看来，精准医学起始于11年前。

2004年，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一篇精准医学的标志性论文，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过程：用基因测序的方法找到患者基因突变的靶标，再辅以有针对性的化疗药物治疗小细胞肺癌，即所谓的“精确打击”，以代替肿瘤治疗中的放疗、化疗、手术等地毯式轰炸手段，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率，还能降低患者痛苦程度和经济负担。

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美国家的精准医疗大多围绕最难治愈的肿瘤、白血病基因测序和治疗开展，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刊文指出，50年抗癌之战收获不大，胰腺癌五年生存率只有4%，而抗癌药物支出每年增长15%。

事实上，美国版“精准医学”中的关键词为基因测序、肿瘤、个性化，奥巴马曾这样解释，“把按基因匹配癌症疗法变得像输血匹配血型那样标准化，把找出正确的用药剂量变得像测量体温那样简单，总之，每次都给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疗法。”

但从“2015清华大学精准医学论坛”上，21媒体记者发现，中国科学家眼中的精准医疗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

在“会议指南”材料的第一页上体现了“清华系”的定义：“精准医学是集合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医学方法，科学认知人体机能和疾病本质，以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医疗服务获取个体和社会健康效益最大化的新型医学范畴。”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强调的基因组、蛋白质组学等大多存在于分子层面，并以癌症等重大疾病为主要攻克对象；相比之下，“清华系”的定义更加宽泛，现代科技中不局限于分子层面，且加入了其他科技以及传统医学，并把有效与安全、经济，个体和社会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们现在虽然还不清楚美国要怎么做，但中国要有自信，不能盲目地跟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长庚医院CSO程京强调。实际上，所有参会的发言人都认为，我国应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精准医学。

这个“国情”包括发病病种的巨大差异。程京举例，美国很少发生结核病、美国没有滥用抗生素、美国也不是肝病高发区，但中国却是上述三个病种的发病大国，如拥有1.2亿的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即使在肿瘤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癌种差异，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在发言中提到，我国的癌症发病具有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高发癌症是胃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但我国除了肺癌以外，主要癌种为消化道、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石肠癌等。

“其中，有四种肿瘤的死亡率位于世界第一位，肺癌占世界的32%、胃癌47%，肝癌和食管癌超过50%。”詹启敏补充。

而在两位一线的院长看来，在中国的精准医学中，外科手术应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表示，精准外科是一种基于高度确定性的外科实践，它以病灶清除、脏器保护和损伤控制三个要素的精确平衡，实现外科治疗的安全、高效和微创的多目标优化，最后达到病患康复最大化的目标。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郑树森提到，该院于2008年推出的肝脏移植“杭州标准”受到国际认可，与之相关的手术应纳入精准医学范畴。

中国式精准医疗已初具规模

自从美国宣布精准医学计划以来，中国突然加大了对精准医学的支持力度，在短短两个月内接连发生里程碑式举措。

科技部召开“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组建19人专家委员会，并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元；国家卫计委首次公布“肿瘤高通量基因测序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名单”，20家左右医疗机构入选，其速度超过医学界和资本界的预期。

两个重要举措虽然在美国之后，但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在精准医学领域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早已有所斩获，具有一定基础。

以高发病的诊断为例，程京说，结核病菌快速诊断、结核耐药、乙肝耐药检测、宫颈癌诊断、不明原因发热、腹泻以及细菌耐性诊断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曹雪涛认为，中国在应对传染病方面令国际刮目相看，“以H7N9为例，从病原体的鉴别和诊断、测序能力，一直到临床救治水平中国表现优异，WHO（世界卫生组织）主席专门表扬了中国有效应对H7N9。”

针对癌症早期诊断，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薛平在“实时三维细胞分辨的光学CT影像”的发言中将CT技术比喻为“光学活检”，“相当于把显微镜直接放到人体内，目前最高分辨率的CT达到微米，这恰好是细胞的尺寸，并且可呈现出三维立体的影像。清华大学的这个技术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

在外科手术领域，中国的肝脏移植位列世界第二位，据悉，浙江大学附属系医院累计完成肝移植1706例。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称，肝移植过程中的胆道重建、血管重建等技术是中国式精准医疗的典范。

“2015清华大学精准医学论坛”虽然没有邀请基因测序类企业，但中国的基因测序产业在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已经形成了华大基因、达安基因、博奥生物、贝瑞和康、安诺优达、普世华康等一大批基因测序公司，这些公司在无创产前、癌症基因测序、肿瘤早期诊断、胚胎植入前筛查、罕见病筛查甚至微生物测序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此外，“与精准医疗密切相关的生物大数据、再生医学、免疫治疗、移动医疗等产业也陆续成型，为中国的精准医疗奠定了基础。” 中科院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杨胜利在“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医学”的发言中表示。

发展瓶颈犹存

两个支持精准医学的项目正在落地。

董家鸿透露，正在筹建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将成为面向全校和校外的开放性研究平台，重点建设四大中心，即重大疾病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包括肝胆胰、神经疾病、心血管、肿瘤中心；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临床转化平台；以及健康科技孵化器。

另一个落地项目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在苏州投资3亿元，占地72亩，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研究所，预计2015年底可以建成，研究所瞄准系统医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将来为精准医学做探索。”

不过，中国特色的精准医学也将面临中国式的瓶颈。

“精准医学是医学与生物大数据和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清华大学理工科学与医学、生命科学合作研究与交叉优势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表示。

数据的共享也是发言人屡次提及的困难。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院士说：“数据共享、生物样本共享是精准医学发展的瓶颈。”

而最为令业界担心的瓶颈是监管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新型治疗、诊断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中，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跟上，法律法规应该是动力而不能成为瓶颈。”